母亲啊，哪怕我就是活一百岁，也无法写好您，我的亲娘。因为您太厚重太丰满，而我的笔有太轻浅太无力，写不尽，也写不完——您的性格，您的恩情，您的奉献，您的伟大，包括，您的一切！

题记：2006年,母亲生命垂危之际，憨厚的大哥嘱咐我，“看来这个世界是留不住母亲了，咱们兄弟姊妹5个，你认识的字多一点，要不就由你来起头，写写咱娘吧”。一晃十多年了，至今我都没有动笔，究其原因，主要有两个：一则，母亲对我们的影响有些抽象；二则，在我心中，母亲太厚重，自己的笔，太轻浅，无从下笔。但，12年前大哥对我郑重的嘱托，一直回荡在耳鼓，同时，对母亲的思念也愈加强烈，趁年关之际，动笔行文，表达我和我的兄弟姊妹们对慈母的缅怀！

昨晚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了一个相框，一个水晶相框。那相框里有我的母亲，她正慈祥地对着我笑。母亲的笑容，温暖而安静，让我心里涌动着一股暖流。醒来，梦，依然那么清醒，清醒的犹如现实，也许是母亲的召唤，也许是心灵的感应！“过年了！”，母亲再次走近我，没有一句话一个字，总是这样默默地轻轻地来到我身边。

凌晨，我便翻阅母亲的照片。

我能找到的最远的一张就是母亲身份证的那一张，黑白的。上面是：谢桂香，女，1926年12月7日出生，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西里村。1988年6月15日签发。身份证号是370503261207202。

另一张是母亲给我们看孩子时的留影，地点是在山东省东营市牛庄镇。

那时女儿李亢刚出生不久，母亲一个人坐在我那只有12平米，但是有独立“小院”的院子里，在一个袖珍饭桌（直径约55厘米）旁边，桌子上，放了一盆粉红色的塑料花，花是暂时从邻居李学民大夫家借过来的，其实，平时那盆花就放在我们共用的墙头上，墙头又不高。花当然不是真的，那时是1989年的样子。

照片上的母亲很清秀，并且，在我的记忆当中，母亲永远都是那样清秀，从来没有胖过，按理说，到他去世的2006年，改革开放也很多年了，生活也改善了很多，怎么就不胖呢，也许是遗传体型吧。留着短发，母亲的头发不多，也不少。1926—1989，当时母亲是63岁，头发是黑的。上身穿一件青色的，我们老家叫“大襟”的上衣，得体而整洁。下身穿一件黑色的，扎了裤腿脚的裤子，配以一双当时常见的那种带松紧带的鞋子，这张照片是迎着阳光拍摄的，一则是因为光线充足，二则迎光照相多能显出一些愉悦，母亲的脸上比平时多了一份灿烂，从记忆里，家里的孩子多，事情也多，母亲灿烂的时候比不灿烂的时候少。就让我把它说成是一幅画吧，只是让我写出画里的内容应该比较容易，除了母亲的表情，因为，表情，理论上说是无法用语言表述的，更不用说还有内心世界。只有在夜深人静时，慢慢地，仔细地品读母亲的表情，想必，母亲也在读我的表情吧。

又是一个静悄悄的清晨。北京，冬天的清晨。

我又把这次搬家找出来的关于母亲的照片中的一张拿了出来，放在桌子上，并且打上灯光，一边能够认真仔细地观察母亲，端详母亲。

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搬家了，多么希望母亲再来住住我的新房子。但当我这样看着母亲，并且在这样漫无目的，无拘无束地书写自己母亲的时候，就像母亲在我身边，也当然像母亲住在这崭新的房子里，并且要请母亲住了正房。

这张照片的背景是老家的房子，红砖瓦房，我这里所说的“老家”，其一是老老家，其二是老家，其三是新老家。老老家是指爷爷住的家，老家是指父亲母亲相对年轻的时候领着我们兄弟姊妹五个，其实母亲生过7个孩子，前两个是姐姐，不到一岁就都夭折了。活下来的有我们5个，我有一个哥哥，两个姐姐，还有一个弟弟。在男孩中我排行老二。而新老家，是指，两个姐姐相继出嫁，大哥娶妻分家单过，我上学在外，只有母亲和父亲拉着三弟一起生活，并且，再后来，三弟也结婚搬到镇上住，两个老人安度晚年而终老其间的那个院落。

    照片的背景墙，就是新老家的，靠东边的三间正房的从东边数第二个窗户底下。窗户是梧桐木的，父亲的手工活，涂了黄色的油漆，玻璃窗子，竖着排列着几根用来防盗用的铁棍，已是锈迹斑斑。

    背景当中，不能不提的是背景当中那颗五香，一米多高，不是很茂盛，但看得出很新鲜，只是仔细端详便仿佛闻到了它的气味，品尝到了用了五香叶子，加上青辣椒、香菜、小葱子一起剁碎了吃的味道。当然生活好点了，再加点香椿芽，或者另外再加点香油那就更美了，借用小时候孩子们的一句话就是能“香死你”或者简直成为“香煞”，只是记住，香油要真的，不是那种掺了别的其他东西的“香油”，（比如水）而且要知道，香油真的不能放多，放多了就不香了，但多少正好呢，我也说不清楚，因为有些事是说不清的，正如今天，我要写写母亲，我知道母亲是写不出来，正如我们写不出“梦”。

背景当中的另一很不起眼的“景色”是我们娘俩后面，与五香对称的位置的那颗“扫帚菜”，之所以叫扫帚菜，是因为它们长大了，晒干了可以用来做扫帚用。叶子嫩的时候还可以吃。而今天，她作用变了些，成了这张照片的装饰，那么它是花还是草呢？但，不管它是什么，她，成了我们娘俩在一起的见证，尽管，也不知道，它（扫帚菜）去哪里，母亲啊，您去了哪里呢？！

……

这是一张竖着拍的照片。母亲坐在父亲亲手做的那种没有扶手的椅子上面，我站在母亲的后侧面，左手下垂，右手扶着母亲肩膀。我那时很清瘦，表情不算严肃，但绝没有一丝笑意。眼睛显然是注视着镜头的，嘴角抿着，如果非要用一个职业来形容这照片上的我，我想：贴身侍卫比较好，听别人说卫士们的表情是基本特定的，没有笑，哪怕是微笑，但也不能哭丧，嘴角一般少抿。 那么，为了更好端详和描述这张照片上母亲样子，我不得不拿出一副放大镜来。

此时，不愿意任何人打扰我，不愿意，真的不愿意，就像是我自己在与天国母亲对话，心灵的对话……

用文字去形容母亲，我知道不仅是不全面，甚至不准确，但一定要这样做，借用视觉，回味和还原，甚至重新镌刻母亲的雕像---在我心里和心灵深处。夜深人静，我又拿起比较高倍的放大镜再次端详起母亲，好像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，离得母亲这样近，和母亲这样亲。

我把几张影片放在桌面上：其中一张就是母亲坐在老家（新老家）的门前，我以45度角的方位，以院子的南墙作为背景，一侧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大门，背景上面有两颗我怕叫不出名字的绿化树，阳光不是很亮，想必那是下午的2-3点钟，但阳光明明地洒在了背景墙上，墙上和地下留下了些许疏影。母亲就坐在这斑斓，清凉，但又给人以热烈的感觉—因为，从母亲的穿戴看，这一定是夏天的某个日子……

母亲，就安详，恬静，清秀而又大气地坐在这自家院落的树荫下面。

那是一种在我们家乡叫做“撑板凳”的凳子，坐上去很舒适。树荫有雪花状的，有蜂窝状的，那便是邻居家的梧桐树的在阳光的照射下，自然形成的作品，在我的心中，这便是最美的天工之作了。

母亲，穿了一件半新的白色的圆领的短袖汗衫，和一条黑色的裤子，在我的印象中母亲的身上也就是这几种颜色：黑色，藏青色和白色。至于后来的红色棉袄什么的已经是姐姐们的意愿，或者为母亲准备后事之用了。也许，就是这个原因？我一直就喜欢黑色，黑色的裤子，黑色皮鞋，尤其是黑色的风衣，我现在的这一件黑色风衣已经穿了大约十几年了，恋旧也恋色，甚至有的地方破了缝一缝也舍不得丢。我真的有时候很轻浮，但我内心沉重和凝练，难道还有比黑色更凝重的颜色吗。而且，我义无反顾地喜欢，从没有更改，只是没有找到其中的原因，难道这也遗传？

母亲穿着一双，还是黑色的鞋子，因为母亲半裹脚的，所谓半裹脚就是没有把双脚全部裹起来（母亲的母亲没有生养儿子，只有三个女儿，也就是说我有两个姨，大姨和三姨，大姨就是小脚，大姨也于前年归西了，三姨还健在）。当年母亲小的时候是时兴裹脚的，大姨就是全裹脚，母亲是半裹脚，三姨就是不裹脚了。所以，从一些意义上说母亲成了那个时代的表述和记忆。关键是，母亲又穿了一双白色的袜子。你看，从上到下是白黑，白黑。

母亲的左手，自然地放在膝盖上。我是要认真说一说，母亲的左手。不仅是因为左手的姿势轻松安闲，主要是手中的那支手杖。真的想不起那支手杖是谁给母亲买的了，也真的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开始，母亲开始用起了拐杖。那一支十分普通的手杖。仿制竹子模样，但其实是木头做的，最下端有个橡胶的垫子，是防止雨天路滑用的。另外，手杖的上端的把手处和手杖之间是用螺丝拧在一起的。这说明，把手把和主干不是一块木头做成的。这样的拐杖除了廉价，我想不起还有什么好处来。以至于，后来用的久了，地下的橡胶也有些磨损，弯把手和主干之间也经常脱掉，不得已，父亲只好用“透明胶”帮母亲缠起来，透明胶不是用来缠手杖用的，但缠的层数多了，也就粘合力和绑定力大了。更加值得一提的是，母亲走后，唯一给我留下的“遗产”就是这只拐杖，十年了，不论我家搬到哪里，我都会认真地把她带在身边，甚至，昨天大姐家的支部书记来京手术，陪着喝了些酒以后，还在寻找这只拐杖。没有一下子找到，是因为我放到地下室了。不行，今天把她请上来，放在我书桌的旁边……

母亲啊，哪怕我就是活一百岁，也无法写好您，我的亲娘。因为您太厚重太丰满，而我的笔有太轻浅太无力，写不尽，也写不完——您的性格，您的恩情，您的奉献，您的伟大，包括，您的一切！

2018年2月23日，星期五，农历正月初八，再改于北京。

作者简介：

李玉峰，笔名：仲润。山东东营人，1963年5月生，老年医学及老年心血管病博士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心脏内科主任医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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