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十余年间，中国之往夕今朝，确实可用沧桑巨变加以形容。凡过来人，都应多讲讲……

很久很久以前……哈，我自己都忍不住笑了，讲童话似的。实际上，购粮证退出咱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，只不过才三十几年前的事罢了。

从前的说书人，对三十几年前的事，往往也惯以“早年间”来说。这说法挺民间的，还挺文学的，有民间文学的意味。那么，何不借来一用？

话说早年间，在咱们中国，凡属城镇人口，出生的当日便享有一份国家规定的口粮。按说吃奶的婴儿吃不下粮食，不应享有一份口粮——当年国家向民间供应粮食的政策蛮人性化的，考虑到母亲十月怀胎不易，一朝临盆，身体必消耗巨大的能量，在“月子”里，须哺乳婴儿，亦须恢复自己的体质，所以怀孕三个月或四个月后，便于平常口粮之外，每月另行补给一斤小米、一斤大米、一斤白面，豆油也会相应地增加二两。三种特供细粮，允许按个人意愿只买一二种，但三斤的总量不得突破。婴儿出生后，虽然还不能吃粮食，家庭成员毕竟实际上多了一口，且哺乳时期的母亲为了保持奶水充足，细粮需要又大了，故又特供三斤细粮。尽管仍是补给给母亲的，体现在购粮证上，却是婴儿名下那份了。当然，并非全国统一的规定。对有城镇户口的孕妇及婴儿，实际口粮供给方面的照顾是大原则，各地可按各地的具体情况落实。

婴儿出生后的头等大事是顺利地落上户口。普遍而言，其名也就被添在购粮证上了。

户口和购粮证，如一个人的动脉和静脉。何为动脉，何为静脉，较真地掰扯没甚必要。总之，哪一脉出了问题，一个城镇人的生存就大为不妙了。

当婴儿成长为小学生了，他或她便已享有14斤口粮供给了；小学五年级后增加到16斤；初一增加到18斤；初二增加到20斤；初三增加到22斤；高一增加到24斤……

高三学生的定量是28斤。28斤的口粮定量是什么概念呢？小学老师、中学老师每月的口粮才28斤半。

怎么会出现半斤之差呢？从理论上讲，这种区别也体现为一种公平——高三学生已是成年人，其口粮与老师们不应有明显区别。但老师们属于脑力劳动者，而学生非属劳动者，所以还是要有微小区别。老师也罢，高三学生也罢，都属于知识分子。早年间，在东北三省，凡属知识分子，口粮必是28斤半。“28斤半”，也是早年间三个省份知识分子的自我戏称。

但不论在小学、中学或大学，体育老师们的口粮都会多点儿，大约30斤左右。工厂车间工人即操作车床的工人们，口粮似乎是32斤。重体力劳动者，如钢铁厂的工人、建筑工人、搬运工人，口粮似乎是34斤、36斤不等。煤矿工人的口粮是38斤，或40斤。当年，在全国口粮最高的是东北林区的伐木工人——45斤。这乃因为，黑龙江省的伐木工人中，当年出了位全国劳模叫马永顺，他多次极力地替东北伐木工人鼓与呼，终于由中央领导同志拍板，将他们的口粮特定为45斤，涨幅不可谓不大。

伐木之季主要在冬季，冬季的东北林区，严寒每至摄氏零下40度左右，伐木工人不多吃点儿，身体热量顶不上，干一会儿，出一阵汗，之后就扛不住冻了。工种特殊，劳动的自然环境特殊，给他们定45斤的口粮，连煤矿工人也没意见。

在我记忆中，似乎男孩女孩在成长期的口粮定量也有区别——女孩的口粮一直比男孩少一斤，参加工作后才在脑、体力劳动和工种同类的前提之下持平。不论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，粗粮、细粮的供给结构却基本是相同的，以黑龙江省而论——每月小米一斤、大米二斤、白面五斤、豆油半斤，其余为高粱米、玉米碴子、玉米面。

若一户六口之家的人口结构是这样的——一位老人，中年夫妇双方，三个孩子，那么他们每月的口粮如下：三斤豆油、三十斤白面、十二斤大米、六斤小米，其余为粗粮。看起来不少，但一平均，每天只不过一两豆油、一斤白面、四两大米、二两小米。

细粮要先保证上班的父亲带饭。若此人家孝敬老人，老人也会多吃点细粮。最小的儿女往往会受到偏爱，与老人享受差不多的吃饭优待。那么，做母亲的和两个大龄孩子，平时吃到馒头、大米饭，喝上小米粥的几率极少。细粮也不可以月月吃光呀，平时得攒下一点儿，为春节那几天饭桌上体面，也为平常日子难得吃上大米白面的孩子们解解馋。

这是从前的孩子们倒数着日子盼过春节的真相之一。别说孩子们了，大人也盼着过几天顿顿吃细粮的日子啊。

所以，从前的中国人过春节的欢乐程度高，并不意味着常态的生活幸福指数多么高，恰恰证明了只有过春节那几天，才有所谓吃的幸福感可言。

由购粮证的存在，产生了粮店、粮票、申请口粮补助及细粮补助等事。

每几条街区便有一处粮店，必须的。否则，人们到哪儿去买粮呢？当年，在中国的城镇，粮店比邮局多。每月限定了每人可凭购粮证领出粮票的斤数，领出几斤粮票扣掉几斤粮数。若谁家有人出差须多领粮票，得出示单位证明。限定粮票领出，是为了防止粮票在黑市上的倒卖。谁家口粮不够吃，申请补助是极麻烦的过程——街道小组长在申请书上签字盖章；街道主任签字盖章；城市公社批准盖章，之后报到区里；区里批准了也没实际作用，还得报到市民政部门。市里也批准了，才算申请成功了。谁家若有长期病人想要增加几斤细粮则过程相对简单，区里批准就可以了，因为增加细粮以减少粗粮为前提，总供给斤数未变。而且，最多也就是增加四五斤罢了。即使真有长期病人的人家，大抵也嫌麻烦并不申请，而宁肯全家都少吃细粮，省出细粮给病人吃。

因为我父亲在“三线”，我母亲成为全家口粮最高的人——28斤半。我们兄弟四个一个妹妹，口粮一个比一个少，总不够吃。一度，我家成为享受粮食补助的人家。那么麻烦的申请过程，真不晓得我母亲是怎么办到的。三年困难时期，因为我母亲留一位农村的讨饭老人喝了两碗米面菜叶粥，引起了些邻居街坊的闲话。母亲一赌气，自行中止了补助。父亲探家的日子里听我们讲到了此事，以后每月从自己的口粮中省出5斤，换成全国粮票，月月随信寄给我们。

三年困难时期，哈尔滨市各粮店实行每月分三次供给制。怕有的人家不按计划吃粮，一总买回去，半个月吃光了一个月的粮，那可咋整？眼瞅着一户人家挨饿不是回事，实行紧急救济岂非等于怂恿？于是通过粮店替市民计划，每10天供给一次。

民间有民间的应对策略——若某街区的买粮日是五日，而另一街区是十日，后者便可在十八日时向前者借粮，前者也可在十二三日向后者借粮。亲戚之间更可以靠此法互助，共克时艰。

当年，有一名小学五年级学生，放学回家后，发现家里的粮不够做成一顿饭了。而他母亲上班前，说过他可向谁家去借粮。那人家有他同班的女生，他脸皮薄，不好意思去借。怎么办呢？他产生了一个歪想法——将上次买粮的日期进行涂改后，自以为聪明地赶在粮店下班前去买粮。结果他家的粮本被扣下了。

那小学五年级学生便是我。

我在散文《常相忆》中写到过此事。我的一生已近七十载矣，就做过那么一件算是污点行为的事。

三年困难时期，哈尔滨市有所谓“特供”饭馆——在那里吃饭不收粮票只收钱，10元钱一顿，两菜一汤。汤叫“电秀汤”，可见鸡蛋花那种；一道炒蔬菜中还有几片肉。主食是馒头，管够。别的省市也有。关于“特供”饭馆，民间不乏传闻——有言专为有身份人家开的，有言工资较高的单身汉也偶尔光顾，还有人言之凿凿地讲，一个大龄的未婚工人也去吃了几顿饭，打算将准备结婚的钱花完后，不再活了。传闻终究是传闻，不信也罢。

从山东调到了哈尔滨市一批地瓜干，分配到了各粮店。市民买二斤地瓜干，可抵一斤粗粮。粮食不够吃的人家便都买。但那不是当年的地瓜干。究竟成地瓜干几年了，没人看得出来。总之，极硬，很白。由于完全没水分了，不容易蒸熟。发霉的比例也不少，但那是山东人民从自己的口粮中省下来支援给东北人民的，并未影响东北人民对山东人民的感激——不少东北人的祖籍是山东，根系关系在那儿摆着啊。

我印象中，自1964年起，大多数哈尔滨人家摆脱饥饿阴影的笼罩了，因为蔬菜供应充足了。东北的菜都是高热能蔬菜——土豆、萝卜、茄子、豆角、大白菜、窝瓜，很顶粮的。东北的西红柿、黄瓜也比别省的更好吃。小孩子吃饭时，往往喜欢多吃菜，口粮自然省下了。

四年后，“上山下乡”开始了。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及全省的大小农场，以小麦收播为主，终年口粮是面粉，想吃粗粮都没有，这使从小到大难得吃上细粮的哈尔滨知青如至福地——起码在吃的方面有此感觉。

哈尔滨知青探家时，不分男女，皆尽可能多地往家带白面、豆油。若结伴探家，互相帮助，谁都能往家带四五十斤。若还有人接站，也有带更多的。而若一户人家有两名知青，那么每年便有一个儿女探家，每年这一户人家就会多吃到四五十斤白面。平均每月多了四斤白面，对任何一户人家，都意味着是粗细粮比例的重大改变。这一户人家从过春节起，几乎可以在一个月内天天吃面食了。

我探家是从没有人接站的。

我每次也至少带四五十斤白面。有次居然带了八十来斤，装两个大旅行兜里，用粗绳拴在一起，下车后搭在肩上，步行回家。那是冬夜，当年没出租车，公交车也收班了，只能步行。走走歇歇，十几里远的路，走了两个多小时。累是肯定的，但一想到母亲和弟弟妹妹一年内可以少吃粗粮多吃白面了，觉得那份累太值得了。我三弟也成为兵团知青后，我家从不缺口粮了，而且还成了经常吃白面的人家，那在当年是很受没有知青的人家所羡慕的。

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，从单身青年到结婚到成为父亲，十八年间一直住在一幢筒子楼内。那幢老楼离北影食堂甚近，五十步不到。所以十余年间，全楼的人家基本是吃食堂的人家，我家也不例外，一年到头去不了几次粮店，便很少用到购粮证。

忽一日听说购粮证取消了，粮票作废了，竟独自发呆了半天——就在此前不久，我还用一笔稿费求人代买了整整一百斤全国粮票，打算给父母寄回哈尔滨去，让他们分给弟弟妹妹三家。弟弟妹妹和弟媳妹夫都是工人，怕他们粮食不够吃。

如今，每当看到或听到“粮”字，思绪往往会回到从前，于是感慨万千。而看《舌尖上的中国》，给我的感觉居然不是现实的，而似乎是神话性的，或超现实的——中国民间能用粮食做出那么多口味美妙的特色小吃来，是我这个中国人从前无法想象的。

关于粮票，最令我动容的乃是——几年前一位首汽的司机接我到文史馆开会，不知怎么一来，互相聊起了从前。他说，他父亲也在极“左”年代受到过迫害，入狱十八年。平反后，理应补偿工资。可当时须补偿的人多，国家没准备好那么一大笔钱，最后由北京某区法院代表国家，补偿了他家1700余斤全国粮票。他父亲看到那么多粮票几天后，撒手人寰。

三十余年间，中国之往夕今朝，确实可用沧桑巨变加以形容。凡过来人，都应多讲讲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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