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道“恶意返乡”会不会成为董县长的教训，但是，可以肯定的说，这确实值得部分官员的反思——群众在你们眼里到底是什么角色！

我们绝不恶意返乡

这几天， “恶意返乡”一词火了。创造“恶意返乡”的董鸿县长也火了！

针对扑面而来的舆情，1月20日，董县长介绍：“我在检查疫情防控工作时，听说李楼乡大宋行政村有6个人现在在高风险地区，要回来，说的话很难听，说“枪毙也要回来”。我听说这个事，在前几天的会上说，凡是不遵守省市县疫情防控规定，不听劝阻，恶意返乡的，只要返回先隔离再拘留。说这个话的目的，是保证群众安全。”

视频截图

这也算是董县长的一个回应——目的是是保证群众安全！

“目的是为群众好”，这是官员一贯的说辞，否则就“师出无名，错无原因”！

因为这部分群众好，就可以“先隔离再拘留”那部分“恶意返乡”群众？

都是群众，差别还是恶意二字！到底怎么解释恶意呢？

首先、从主观上来说，恶意是具有很强主观判断的词语，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。既然没有判断的标准，那么怎么判断是不是恶意？谁来判断是不是恶意？判定别人恶意的人是不是也存在恶意？如果恶意认为别人是恶意的又该怎么办？等等，这些都是难以明确的问题。

其次、从客观上来说，作为县级单位敲定的“恶意返乡”，但是在实际上如何执行？怎么执行？执行的依据有什么？即使有执行的依据，那么谁制定的？有没有法律效力？怎么确保执行人执行到位？又怎么保证执行人能够完全正确的理解“恶意返乡”这个概念？如果执行人执行偏差又怎么办？

最后，从人性上来说，返乡都是本地人，过年回家与家人团聚是一种情感，尤其对于留守儿童或留守老人来说，“盼星星盼月亮，盼到过年回家乡”，但是，回乡怎么就是恶意了呢？把中国人“回家过年”确认为“恶意返乡”显然违背了人性和中国普罗大众的情感。

关键是恶意是明显主观判断，缺少具体的标准，由于没有标准，执行也就成了问题，同时，即便有了标准，那么标准是否合法？有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审核？

所以，董县长所说的恶意很随意！

而这仅仅是“恶意返乡”的表面之恶，更深层次的是 “恶意”的滥用！

什么样的人才算恶意返乡，只有那些在有关部门确认下，并且明明知道自己已经感染病毒的人依然还乡，返乡的目的不是为了家人团聚，而是故意将病毒扩散的人才能称得上恶意返乡。

问题就来了，在中国当下防疫如此之严的情况下，这样的人还能出的去吗？显然是出不去的。 并且，作为返乡人员与家人接触最多，首先被感染是家人，难道有人傻逼到，满怀恶意地把病毒传染给自己的家人？

还记得在武汉封城期间，有一位父亲被确认感染之后，并未直接回家，而是自己去了一个没人的地方给家人打电话，告诉家人他感染病毒，并且明确告诫家人不要再找他了！

这就是中国人——对家人可以付出一切！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“恶意返乡”。

既然，不存在“恶意返乡”，那为什么在董县长眼里就存在“恶意返乡”呢？

其实，“恶意返乡”的背后是有人故意恶意！

为什么呢？

因为，毕竟返乡者多了，会加大当地的防疫难度——搞不好还会影响某些人的政绩。如此一来，在如董县长之流的某些人眼中，返乡者的返乡行为可不就是满怀恶意了吗？

说来说去，其实所谓的恶意就是自己存在的恶意！恶意的认为每个人都不安全！每个人都是隐患，每个外地人返乡不是为了团聚，而是在投毒！

认为返乡是恶意可以，这是每个人认知权利，但是，以个人的认知而武断的下发指令就是错误的，否则要什么“依法行政”呢？

其实，董县长也是无辜的，毕竟将恶意滥用的并不是他的独创，早前就有了“恶意讨薪”，“恶意上访”，“恶意补偿”，董县长只是增加一个“恶意返乡”而已。

讨薪、上访、补偿、返乡都合法，合法的行为怎么就变成恶意呢？

其实，这些“恶意+”是权利滥用和膨胀！

为官者，需谨慎，因为您的一言一行都是代表政府，代表社会主流，代表权威，而权威的背后就是执行和暴力，凭一己之见就认定风险区回乡群众就是恶意，显然是主观认定，将主观认定定性为行政行为，说到根本上就是官员们忘记了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宗旨，是拿服务当管理，拿仆人当主人，这种思想严重的违背了“群众路线”，严重违背了“依法治国”。

其实，说到根本上还是人治思想的体现，否则不会如此狠毒，咬牙切齿说出如此狠话来！

不知道“恶意返乡”会不会成为董县长的教训，但是，可以肯定的说，这确实值得部分官员的反思——群众在你们眼里到底是什么角色！

在退一步说，董县长也是郸城的父母官，董县长，假如您的孩子春节回家看您，您会“先隔离后拘留”吗？您会把自己的孩子定性为“恶意返乡”吗？还会咬牙切齿的愤怒吗？

我不渴望您成为父母一样的官员，但是为官者起码要有党性和人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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